新刊 | 王炎：海内存知己 ——杂忆中阿影缘

编者按
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黑白老电影，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：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朝鲜电影又哭又笑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，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。” 以今天的标准看阿尔巴尼亚电影，自然显得幼稚粗糙，但在王炎看来，在电影千人一面、情节教条的年代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其特有的闪光之处：不呆板，人物有七情六欲，婚恋、爱好、性情也合情入理；情节冲突比较具体，不上纲上线，解决方式显示技术性的复杂，不大而化之。

海内存知己杂忆中阿影缘

文 | 王 炎

 （《读书》2016年11期新刊）

一

参加欧语系博士开题，论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译制片为题。小时候，阿电影可是大事，片段的台词、支离的画面、散碎的桥段，仍偶尔闪现记忆，却说不清曲直原委，有人专门研究当然可喜。这几年，一碰到老译制片，便买碟回来看看，终不免俗，也怀旧了。观后却兴味索然，怅然若失。以今天的标准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质量不高，手法幼稚粗糙，滥调说教，实难消受。但心里仍想寻找点什么，儿时记忆的碎片？旧梦的残影？

七十年代大院里放过一部阿片，名字忘了，未译制，可能属“内参”，才特别期待。好像在露天放映，“内参”气氛总神秘兮兮的，像淘孩子瞒家长干了出格的事。开演前隆重推出特邀“同传”，开头是几个全副武装的人敲开一家房门：某人在你家吗？女主人似乎说不在，眼睛却示意人在里面。这都是猜的，周围大人青筋暴起，屏气凝神等翻译，翻译吭哧吭哧没句整话。不速客又说了句什么，主人大妈说：“屋里喏。”一口南方腔立刻翻译出来：请进。接下来又语焉不详了。总在二十分钟或半小时之间，翻译蹦出一两个不相干的词，观众如坠雾里。可“屋里喏”一出现，他定言之凿凿：请进。孩子们发现规律，一听“屋里喏”，便大喊：请进！翻译索性不吭声了。演完谁也没看懂，却一致评价是惊悚佳片，要求重放，换翻译。

果然大礼堂不久重放，翻译仍是这位仁兄，哪容易找阿语人才？显然，他做了功课，先讲故事梗概，我年龄小不记得了，开演后却依然含糊其辞，比上次强不了多少。不过男孩“玩打仗”却添了噱头，追杀坏人对暗号总“屋里喏”，所以至今不忘。对阿片就这点破碎的印象，偶然耳际萦绕一段莫名的旋律，细想可能是某片插曲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中国人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看了十年，辘辘饥肠，阿片算得上是天厨仙供了，可比美国大片。答辩时，有两位阿语老专家回忆，阿电影填补了“文革”初的电影荒，缓解了中国人的审美饥饿——这部分解释了阿电影轰动中国的原因。西方电影史家也说，霍查时代的电影都是政治宣传，无艺术价值。难道阿尔巴尼亚只给我们增加了片源？宣传弦外就没遗音吗？

二

持平论来，中国观众迷恋阿片，不完全是没电影看。六十、七十年代之交，除样板戏外，还有“三战一队”——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和《平原游击队》，然后是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片。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，哭哭啼啼，男孩喜欢“打仗的”，不看苦戏。越南电影倒是飞机大炮，可连故事都讲不圆，不如再看倒背如流的“三战一队”。阿影片水平也有限，但仍比这些片子高一些。阿语专业的陈逢华博士开题，梳理六十、七十年代中国进口的阿片：《宁死不屈》（一九六七年）、《海岸风雷》（一九六八年）、《地下游击队》（一九六九年）、《战斗的早晨》（一九七二年）、《第八个是铜像》（一九七三年）、《广阔的地平线》（一九六八年）、《脚印》（一九七一年）、《勇敢的人们》（一九七一年）、《在平凡的岗位上》（一九七四年）等。我脑子里勾出个谱系，回家下载，发现无论叙事、影像、政治基调、题材还是表演，阿片彼此呼应，自成一派。

当年最火爆的《地下游击队》，共产党员彼得罗中尉打入意大利军，但渐被法西斯怀疑。为了考验，意军头目命他处决一位女游击队员。驶向郊外法场的漫长车程里，镜头快速切换脸部特写，眼神传递内心纠结：不能亲手杀害同志，但不开枪又会暴露身份，外表仍不流露一丝不安。轿车开到山花烂漫的郊野，手枪交到彼得罗手上。镜头推进，特写枪口一寸寸瞄向游击队员。观众的心提到喉咙，中尉突然潇洒转身，枪口调转向敌人，却哑火了，没装子弹。身份暴露，大义得以保全。生死呼吸之间，游击队神兵天降，大团圆的结局。镜头节奏与音效相得益彰，妙入筋骨，好莱坞式的“最后一分钟营救”吊足胃口。电影千人一面、情节教条的年代，阿尔巴尼亚人还搞点惊悚悬疑，风格算很西化了，尽兴得出人意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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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下游击队》电影片段

进口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影片，绝非娱乐考量，乃亲密友邦。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，越南战争少不了中国援助，而中阿之间乃神交魂契，两国皆与美苏两霸抗衡。一九五六年苏共“二十大”，赫鲁晓夫抛出“秘密报告”清算斯大林。阿领导人恩维尔·霍查谴责他是江湖骗子，说去斯大林化是以自由民主为饵绑架苏联人民，篡谋布尔什维克政权。一九五九年，中国也放弃“一边倒”外交，开始揭批苏联修正主义。一九六〇年六月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，中阿关系戏剧性转折。会前苏共代表散发《致中共通知书》，给中共扣上“教条主义”“宗派主义”等大帽子。偏袒印度，说毛泽东在中印冲突上左倾冒进，赫鲁晓夫声色俱厉，形容中共“疯子”“要发动战争”“纯粹的民族主义”。东欧各国附和，朝鲜、越南沉默，一时成控诉大会，中共孤立无援。阿劳动党代表团长卡博（Hysni Kapo）站出来，要求停止恶意中伤。赫挥拳跺脚，不无讥讽地问：“卡博同志，我们没人能与中共沟通思想，能否派你去与中国人洽谈？”卡博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恕不从命，我只接受阿劳动党的领导。”（伍修权回忆说卡博只半票支持中国）

1966年6月，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（右一）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

布加勒斯特会议后，毛泽东派邓小平赴莫斯科，参加“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”。招待宴会上，赫鲁晓夫埋怨霍查搞人身攻击，阿劳动党对不起苏共，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团结，请中共表态。邓小平回答：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，能够坚持独立自主，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，不应该施加压力。”中阿再被围攻，两党靠得更近，联手反击苏沙文主义以及赫鲁晓夫与北约“和平共处、和平过渡、和平竞争”的妥协外交。苏联报复了，一九六一年与阿断交，停止援助，撤走专家。阿遂与一些兄弟党有仇隙，一九六八年退出华约，却与中共成莫逆。弹丸小国，两面出击美苏两大阵营，侠气如云，也势孤寡助。若非中国咬牙接济，恐也无以为继。但其倔强有历史渊源，古阿尔巴尼亚先后被罗马、拜占庭、塞尔维亚、威尼斯和奥斯曼所占，近代大起义方得片刻独立，“一战”又先后沦入奥匈帝国和意、法之手。战后一九二〇年再次独立，“二战”再被意大利吞并。熬到墨索里尼倒台，德国又来填补空白，抵抗运动遭反复血腥镇压。所以，民族独立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永恒主题，不屈不挠成了风格，电影《宁死不屈》最好地诠释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风骨。

三

答辩会又来了阿尔巴尼亚学者沙班·西纳尼（Shaban Sinani），散后去咖啡厅一叙。话题回到中阿蜜月，老歌《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》的旋律仍在耳边，还有《北京——地拉那》之类。西纳尼教授说，他们也有赞美毛主席的歌，唱出“谁胆敢动他老人家一根毫毛，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答应！”出乎意料。但后来读到一篇一九六九年的影评《共产主义战士的颂歌—阿尔巴尼亚故事片〈广阔的地平线〉观后》，结尾有：“如果美帝、苏修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，只能遭到彻底的、可耻的、无可挽回的失败！”其实这口号也非原创，出自最高指示。阿退出华约时，苏军舰游弋地中海示威，毛泽东致电阿领导人，给苏联一个警告。影评作者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张云峰和新华印刷厂的戴龙林，工人搞创作在“文革”期间蔚然成风，生产建设之余，他们在车间、地头搭“上层建筑”。翻阅七十年代杂志，工人评法批儒、文艺评论、小说散文等汗牛充栋。一篇铸造车间工人集体研究秦史的论文，从唯物史观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，如何导致秦朝灭亡。

“文革”期间的黑胶密纹唱片

工人走上历史戏剧的前台，当属十月革命，阿伦特却在法国大革命里寻找根源。她的《论革命》提到一个细节：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夜，拉罗什福科公爵报告路易十六：巴士底陷落了。法王问：暴动了？公爵答：不，革命了。公爵看到什么才坚称革命？无数生命线上挣扎的底层市民，涌上巴黎的大街小巷，多少世纪隐忍于耻辱与沉默的人，走上给优雅精英准备的政治舞台。革命虽昙花一现，精神却在一八三〇、一八三二、一八四八、一八五一、一八七一年一系列革命里薪火相传。纵观世界史，从奴隶到将军，后称孤道寡、出将入相者不乏先例。但劳动阶级——不加官晋爵仍操旧业——能独领风骚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俄国革命是新纪元，它宣称人民主权，却由少数几人执政，政府既非民选，也非代议。它不认同洛克的代议制，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“利益”，不表达人民“意愿”，政治未真开放，大众仍隐身于沉默的晦暗中。但革命政权的合法性何来？人民如何表达公意？列宁的方案，无产阶级政权不源自“一致性的公意”，大多数的意愿相加，未必体现阶级的整体意志。无产阶级意志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召唤出来，因而超越多数决定原则，自上而下改造个人意见为阶级意志，并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。

在阿领导人霍查的眼中，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党取得政权后，都渐渐蜕化、变修，背离马列主义；如何防止政权背叛无产阶级，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。但他不以权力制衡或制度性安排去解决，而寄希望于纯洁党性和革命者操守，以净化党员灵魂来体现无产阶级意志。必须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一场持续的革命，与修正主义做不懈的斗争。从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，霍查发起阿尔巴尼亚“文革”，名为“文化与意识形态大革命”。军队取消军衔、政治指导员挂帅，生产与文化领域批判“白专道路”，干部、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，揭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，撤销部委机关，拉平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，砸烂公检法，取缔宗教信仰，解放妇女等。中阿两国是知音，只对剥削制度是否消灭看法不一，但一致相信思想文化战线的大革命势在必行。霍查亲审每部故事片，电影为文化革命的急先锋，《广阔的地平线》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。影片以海港浮吊司机乌拉恩为主角，一位根红苗正，保卫国家财产的工人，无私奉献给工业建设。与恶劣天气、官僚主义不断斗争。工人是正能量，情节的推动力，官僚干部则是反动力。双方相持不下时，乌拉恩坐下来研读马列。镜头特写著作扉页，射灯聚光重点字句。权力在和平时期腐化，只待马列思想武装的工人先锋队，涤荡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，确保政权的纯洁。

《广阔的地平线》此处镜头画外音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应该懂得，入党绝不是为了得到，也不可能得到丝毫的个人特权，而是为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艰巨的任务。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

相对战争片，阿尔巴尼亚的工业题材为数不多，却高度类型化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形成互文性。“文革”初中国故事片一度停产，到一九七三年恢复，集中上映一批工业片。如一九七四年上影《火红的年代》和《战船台》、长影《创业》和《钢铁巨人》等，望眼欲穿的中国观众，如久旱逢甘雨。罗马尼亚也有《沸腾的生活》（一九七五年），这些片子无论是情节、叙事、场面调度或人物塑造，显然彼此借鉴、相互影响，形成社会主义工业类型。而阿电影不那么呆板，人物有七情六欲，婚恋、爱好、性情也合情入理。情节冲突比较具体，不上纲上线，解决方式显示技术性的复杂，不大而化之。而罗马尼亚的《沸腾的生活》（一九七五年）就带点艺术范儿了。虽然题材、情节、人物也大同小异，但价值取向不一样，主人公是业务厂长，政工干部却是反角，好坏颠倒，很“修正主义”。在阵营里算得“豪华”工业片，突出个人英雄主义，还有个“小资产阶级的含情脉脉”的尾巴。这种片子得等到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一九七七年末才能与中国观众见面，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。

四

阿尔巴尼亚的知识分子也是改造对象，但电影对“白专”角色的刻画可圈可点。《脚印》（一九七〇年）的主角是阿尔丹大夫，医术高超，得志益骄，渐脱离群众，自私自利起来。他良知未泯，迷途知返，最后主动上山接受伐木工人的再教育。这个“斗私批修”的滥套，要想吸引观众、让人信服，得别具匠心。编剧P. 达道设计个间谍类型片的外套，开头边境线上发现阿尔丹的尸首，与特务偷渡案有关。警察立案，从阿尔丹身边人排查，寻访同事、领导、导师、学生、家人、病人和行政人员，结果众说纷纭。老师、学生评价他才华出众、人才难得。同事觉得他工作负责，但为人孤傲，自沽其名。领导批评他工于趋避、深于算计。病人赞扬他医术高明、救死扶伤。行政人员时有打点，所以揭发他腐化变质。家乡父老都相信他苦出身，有劳动人民本色。一个丰满、立体的人物呼之欲出。从多视角、多层次透视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，勾勒出成长的心路历程：从卑微到荣华，由自满而骄纵，终扪心自省，洗心悔过。

《脚印》开头，警察在边境线上发现阿尔丹的尸首

通片冗长的对话、絮叨争论，在今天看来实属“闷片”。利用观众爱惊悚的心理，把人诓入影院，让他们看“思想研讨会”。导演达莫（Kristaq Dhamo）明知大段对白非电影之道，便频繁变换镜头、机位和景别，尽量让画面丰富些。不断闪回、跳切，让叙事复杂些。场面调度也煞费苦心，后景拍些随机活动，以活跃中景的沉闷。虽然片子充斥说教的空气，但沉下心看进去，偶尔会被刺痛。后革命时代，有本事走遍天下，一技之长尽享荣华，持身之道趋利避害，已经不言自明。但人之特殊，恰在不止于满足一己之欲。久违的大公无私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、为工农兵服务之类，意外触碰隐幽的情怀，也体会到渴望被他人需要的欲求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，先进入角色体察民情疾苦，后让他人之艰辛变成自己的一次经验，这是改造。以同情之心体认他人不幸，以苦难历练牺牲忘我的革命品格，后投身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事业。阿尔丹上山之路，似宗教式的“天路历程”。

《脚印》结尾，特务向警察交待威胁阿尔丹的经过

然而“私”字一闪念，“公”字也倏忽难辨，动机一直隐身于心灵的晦暗之中。诛心之论，无异水月镜花，即使扪心自省，也未必了然寸心。电影看到结尾，观众并不确知阿尔丹的真实动机，若非警察揭开谜底——为阻止特务，他英勇搏斗而献出生命，谁能担保不是与特务一起叛逃？以品德论革命，须开诚布公，然内心之幽微无以告白，斗私批修反逼人虚与委蛇，以过激、偏执的言行，掩饰内心暧昧；以己之虚伪，推知他人表里不一，人心隔肚皮，居心两不知。因猜忌而生疑，因相激而矫枉，结果人人身边潜伏着赫鲁晓夫，猎巫运动无限扩大，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，人际败坏，思想斗争演化成政治迫害，吞噬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孩子。

法治追究行为，人治拷问灵魂。动机之诡谲，使人人忧谗畏讥，一旦恐惧攫住灵魂，创作只希图自保。阿片政审一样苛严，却有份真诚，追问政权蜕变、工人的角色以及权力与腐败循环等困境。或许霍查有点理论追求，他不相信消灭剥削制度，即一劳永逸地解放人民；苏维埃的成就不是被官僚主义、庸人政治和空洞口号腐蚀了吗？他认为，党性的沦丧、社会主义阵营的匮乏，并非马列、斯大林主义有问题，而是野心家、阴谋家肆意的歪曲和破坏；党打着民主集中的幌子，居高临下、永远正确，脱离现实，失去了革命活力；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党内，党员追求安逸、特权和私利，趋炎附势之风从内部腐蚀党的斗争和牺牲精神。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，加强一元化领导，以文化革命消除剥削意识和组织涣散，拯救革命的希望在于“灵魂救赎”。

号召革命时，固然可将贫困归咎于剥削，发动群众。但消灭剥削制度后，虽拉平了财富不均，却难缓解物质匮乏，经济繁荣还得靠生产和积累。霍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围剿一切剥削形式，以期消灭贫困，只讲革命不讲生产，国民经济凋敝日甚，生活完全依赖外援。中国人也很拮据，却勒紧裤带伸出援手，大批粮食、贷款、外汇、成套项目、技术专家、培训和军事装备，源源不断输入山鹰之国。这出自志同道合，与朝鲜和越南的地缘利益不同。正如中阿联合声明所言：“两党和两国政府在所有问题上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完全一致的。”霍查对中国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推崇备至，还嫌不够激进，东方阵营无出其右者。但他并不吃人家嘴短，动辄以不情之论责人。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，霍查即指责搞新修正主义，不以压迫与被压迫阶级划分世界，以发展水平混淆阶级矛盾，是主张阶级和解，为中美缓和铺路。他还批评中国将世界主要矛盾简化成一个：联合第三、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一半——美帝——共同对付苏修，这是掩盖阶级矛盾，低估美国的侵略性；纠集北约、伊朗、西班牙甚至智利法西斯来围堵苏联，属出卖革命，背叛马列的修正主义特征就是实用哲学。他虽痛恨苏联，原则仍是原则，反衬中国比较务实和变通。随中美、中日关系正常化，中阿矛盾公开化，两国关系终从胶漆变冰炭。

五

“雕刻时光”的咖啡机喧闹躁动，香气撩人。西纳尼教授感慨中国人至今不忘阿电影，不到三百万人的小国，竟撬动八亿之众的巨人。其实翻翻“文革”时的报刊、文件和各类出版物，阿尔巴尼亚乃“客厅里的大象”，曝光频率之高，有喧宾夺主之势，不过现在不提罢了。一位阿语前辈说中国电影也曾轰动阿尔巴尼亚，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一度成地拉那的坊间谈资。他说不记得六七十年代看过中国电影，倒记得有中国援建的纪录片。电影曾是阿文化生活的全部，弹丸小国有四百五十家影院，每年两千万人次光顾，平均每人一年看十部电影。那时只有一个片厂“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”，开足马力，年产十几部长故事片。从一九五八年第一部故事片《塔娜》（导演K. 达莫）到一九九五年转制，该厂生产了二百七十部长故事片、七百部纪录片、一百五十部动画片，中国进口其中三十部左右。

一九九一年社会主义阵营坍塌，霍查时代的影片被视为政治宣传、对艺术的亵渎，再无人问津，大家急于忘却创伤的过去。“新阿”厂解体，一分为四：阿尔巴尼亚制片厂（Albafilm）、阿电影发行公司、动画电影厂和电影资料馆。影业颓败凋敝，从业人员流失、改行。一九九六年本土故事片才生产一两部，主业转向电视电影和节目制作。地拉那剩下一家电影院，美国片充斥影院和电视节目。电视台播放的美片大多没有版权，人口太少，好莱坞犯不上花钱财精力监督知识产权。记得十年前，北京街头盗版DVD很多有阿尔巴尼亚语字幕，竟以如此方式再度给中国观众输送电影。

社会主义时期的优秀影人，一般在苏联、东德和捷克培养，如今去西欧打工，以技术特长为国外拍片。偶尔回国，也是重复欧洲主流题材，如移民、同性恋等亚文化内容，阿民族电影一去不返。近年来，人们追忆似水年华，阿电视台重播经典老片，学者、艺术家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电影的价值，重访六十、七十年代电影黄金时代，修复老片引起重视。当年“新阿厂”的物质、技术条件极简陋，摄影、照明、录音、剪辑设备很落后，冲洗彩色胶片要到中国。粗劣的影像和音效几十年后修复，效果不理想。更钦佩“新阿”影人因陋就简，变幻技巧，挖掘人物，能把意识形态演绎得别具韵味。如今条件好了，民族风格却荡然无存。

阿尔巴尼亚地处欧洲，西方人对它却很陌生。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，给它涂上一层突厥底色。与塞尔维亚、黑山、意大利无休无尽的冲突，酿出极端民族主义性格，加之山地隔绝，永远是遥远的国度，“冷战”后被遗忘。有部美国警匪片《局内人》（Inside Man，二〇〇六年），纽约警察包围了银行劫匪，窃听器监听到匪徒说一种没人懂的语言，只好上电视征询破译，原来是阿尔巴尼亚语。一种欧洲语言在70%以上外国移民的国际都市能当密码用，匪夷所思。相映成趣，中国外语院校竟设阿语专业，特殊年代的别样馈赠。朋友从美国打长途来，闲聊提到正看阿电影，便力荐当红作家卡达莱（Ismail Kadare），被誉为阿尔巴尼亚的昆德拉或帕斯捷尔纳克，连获耶路撒冷、布克等大奖，被授予法兰西院士，英语世界译了二十多本小说。有人说他是霍查的密友，附逆之嫌，但写阿尔巴尼亚不能不提他。我网上搜了一下，中英文材料颇丰，但都一个调调，无非抗争专制的斗士或集权的吹鼓手，前社会主义作家耳熟能详的赞誉和贬损，提不起兴趣。反觉得卡达莱自己的逸事有点意思：他旅居法国十五年，女儿结识一位新朋友，介绍自己来自阿尔巴尼亚。法国朋友“哦”了一声：是那个大独裁者卡达莱统治过的国家吗？张冠李戴至令人错乱，却也道出实情，卡达莱比霍查名气大。

伊斯梅尔·卡达莱

相隔四十年，话语方式与过去已无法对接，看问题的角度、价值取向、概念体系都恍如隔世。卡达莱的创作跨越两个时代，作品未必能截然两分，不过读者的参照系变了，才有斗士与帮闲之辩。与其读卡达莱追寻昔年旧梦，不如承认过往经验已云烟倏散。如俯拾现成的说法，给那个年代贴上“僭主专权”或“清平世界”的标签，无非宣泄伤痕记忆，或缅怀人人平等的血色浪漫，仍没超出左、右派别的纷争辩驳，唯独忘怀深究“革命”那已沉入历史迷雾的原义。

我发邮件请教阿语陈博士，“屋里喏”到底是哪个词，她说应该是Urdhёro（有几种变格）。星移斗转，剩下个“请进”，也已词是人非。

* 图片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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